高科技在当今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世纪以来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几千年的幻想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变成了现实，如嫦娥奔月比之于人类的登月壮举，上帝造人比之于生物基因工程中人的克隆，等等。因而，人类在赞叹高科技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又不得不对现代技术的巨大威力驻足长叹，现代技术似乎变成了某种难以控制和驾驭的庞然大物，一尊怪兽，威力无比，令人恐惧。
现代技术的这一双向特征，同样也是当今著名的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倾力关注的问题。当然，鲍德里亚绝对不像一个纯粹的技术哲学家那样，仅仅就技术而进行哲学分析；作为一个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家，作为一个禀承了法国思想传统的当代知识分子，鲍德里亚自然要从其自身的学术视野出发来对科技与当今社会的密切关系，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命运加以思考。只是这一关注的结果则是某种悲观的命定论。但是，这一思考本身就足以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并为我们重新思考高科技时代人类的命运和困惑重新提供某种坐标。下面我们试图从“技术、主体和形而上学玄学”这三方面来探讨一下鲍德里亚的有关思想。
一、从消费社会到命定策略
早期的鲍德里亚主要还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关注的是物、商品及其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并以此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批判。鲍德里亚的博士论文导师就是以研究日常生活而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的早期著作，如《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都还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及其特征而展开，因此，对消费社会的研究构成了鲍德里亚早期的思想特征。如果说鲍德里亚有什么地方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是他对符号的关注，他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或“劳动价值”等范畴之外，又提出了“符号价值”。1973年鲍德里亚出版的《生产之镜》，及其后另一本重要著作《象征交换与死亡》，则代表了鲍德里亚思想的重要转折，即由前期对消费社会的研究转向了对当今大众媒体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鲍德里亚基本上转向了对技术与社会问题的深度探讨。技术、人和社会问题成了鲍德里亚思考的核心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其80年代的著作《命定策略》一书中。该书是鲍德里亚的《虚像和仿真》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重要哲学著作。我们先从对这本书的解析开始。
《命定策略》英文版的封面由三个非常奇特的画面组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可怕的怪物的狰狞头像；然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符号标记“IBM”；接着是旁边站着的面无表情、孤立无援的一群人，其状显得甚为可怜，令人难解其意。那么，如何理解这其中的寓意呢?在笔者看来，要理解这一问题，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当今科技与社会(人)的关系角度来进行思考。我们认为，这三个形象，典型地代表了该书的主题：IBM代表当今的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发展；孤立无援的人，代表的是高科技时代的主体(人)的状态，而怪物则代表了高科技时代的异化的产物，即鲍德里亚所谓的“物”的真正面目。我们注意到，该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即“水晶复仇”，它应该是对该书主题的阐释和注解。“水晶复仇”是一个隐语，其具体意义我们不在此赘述，但在我们看来，其所隐含的可能意义就是所谓的“命定之物”对主体(人)的报复。综合来看，该部书集中体现了鲍德里亚就现代技术对当今社会的深刻影响所进行的哲学反思，是从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一视角来思考技术、人和社会关系的重要著作。《命定策略》标志后期鲍德里亚思想的重要转折，从该书开始，鲍德里亚由此前对媒体与各种哲学分析，进入到了形而上学的思考，也就是他的神秘玄学(Pataphysics)，一直到他90年代出版的《完美的罪行》一书，都是他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另外，从《命定策略》一书开始，鲍德里亚的写作风格和文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似乎进入了诗一般的，非常玄妙的晦涩境界，使人难以理解，且易导致歧异和争论。正因为此，对鲍德里亚《命定策略》一书的主题、中心思想及其主要概念，如机遇、混沌、概率、上帝、“命定策略”和“水晶复仇”等的争论就是具有某种必然性。而且，就目前来看，这一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命定策略”(LesStrategiesFatales)的中的fatales有命运、命定的意思。从词源上分析，“Fatalite”首先指的是命定的、必然的，其次，它指的是可怕的、注定的和灾难性的。当然，鲍德里亚在后期频繁地使用该词，应该包含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意思。这里，我们不将该词翻译为“致命的”而是译为“命定的”，就是为了反映上述两方面的含义，即既有命定的、人难以改变的因素，同时也包括其发展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应当说，对“fatales”一词的翻译本身，就包含了我们对鲍德里亚《命定策略》一书所内涵的两个方面意义的解读，也就是某种浓厚的命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成分。因此，“fatales”一词本身集中反映了鲍德里亚后期哲学思想中的带有决定论色彩的悲观主义倾向和态度。同时，这一悲观的决定论又与“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鲍德里亚所谓的物的狡黠(cunning)、魔力(genius)，以及恶的原则紧密相联。
所谓命定策略，按照鲍德里亚的解释，首先就是“物”追逐某种行动过程或发展轨迹直至其极限，而且还要突破极限。鲍德里亚的经常用以描述和说明命定策略的一个公式是“比x更x”，如他所谓的“比真还要真，比漂亮还要漂亮，比实在还要实在”[1](P9)。比如，鲍德里亚认为，我们不是用丑陋来对抗美丽，相反，我们是去寻找更丑陋的东西：怪物。我们不是用固定的来对抗移动的，相反，我们要追求比移动还要速度快的东西：蜕变(metamorphosis)。我们不会去从错误中辨别真理，相反，我们将会追寻比错误还错误的东西：幻觉和外表(appearance)。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鲍德里亚认为，在这一走向极端的过程中，我们可能绝对反对淫秽和诱惑，但结果它们反而是日渐其盛。归纳起来，鲍德里亚的这一公式至少具有如下的含义：
其一，并不具有近代哲学的辩证法意义，而是一种非常极端或激进的理论。表面上看，鲍德里亚所谈的命定策略，似乎具有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成分，他也承认存在着对立的两极，如善与恶、好与坏、真与假等等；但鲍德里亚强调，他的命定策略思想不是黑格尔所讲的对立双方的互相转化，即并不像辩证法那样，认为对立的两极处于矛盾的对立统一中相互斗争、相互发展和转化。相反，对立的一极的发展是无限的，没有尽头的，它超越自身至极限，完全失去了平衡。“物已经找到了避免意义辩证法的途径，它通过无线的扩散，增加潜力，超越自身攀登至极限，由此，淫秽就成为其内在的命定性和无意义的理性。”“世界不再是辩证的，它肯定要走向极端，而不是平衡；它肯定走向激进的对立，而不是调和或综合。”这也是恶的原则，它表现在物的“恶的聪明机灵中，表现在纯粹物的狂喜中和物的谋略中，它战胜了主体的谋略”[1](P7)。由此可以看出，物的命定策略和辩证法是完全对立的，是通过走向极端形式来表现其自身。而且，在他的X公式中，所包含的是向对立的两个极端方向的无限发展。通俗地说，就是“好的越好，好到极点；坏的越坏，坏得罄竹难书”。快的越快，快得无法比拟；慢的越慢，慢得无可奈何。比如，以速度为例，他认为，与网络的快速相反，人们同样寻求“迟缓”，不是对思维上，而是难以解决的不动，是比迟缓还要缓慢的东西：即沉默(silence)和迟钝或惰性(inertia)。通过努力化解不了迟钝，通过对话也消除不了沉默。
其二，物为什么会趋向极端的“致命”的形式，是因为对立的一方吸取了另一方的能量，发展和壮大了自身，达到了其最高极限，并获得了螺旋式的加倍威力，直至发展到极端的形式。此时，它完全摆脱了其自身的任何内容和本质。所以，一个物才会比对立物的美丽更美丽，比其丑陋更丑陋，比其实在更实在，比其之真还要真。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比X更X”的公式；这也是他的命定之物的一种热情，是一种得到强化、升级、狂喜和获得威力的热情。这里，命定之物似乎“早已吸收了对方的所有能量”。[1](P9)鲍德里亚说，试想一下，一个美丽的物之所以更美丽，是因为它吸收了所有丑陋的能量，而这就是时髦；想象一下“真”，它之所以更真，也是因为它吸纳所有“虚假”的能量，如此，就有了仿真(simulation)；超真(hyperreal)则比现实之“真”更“真”，美对于丑，善对于恶，真对于假，之所以更美、更善、更真，都是因为其从对方吸取了能量，壮大了自己，并达到了极致。
其三，鲍德里亚的“命定之物”，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之物，也不再是其《物体系》中那个具有“符号价值”之“物”，而是完全具有了“人”的象征特征之物；即他所谓的具有活力的，诱惑力的，会报复的“命定之物”。综观鲍德里亚思想，对物的研究始终是鲍德里亚学说的核心。只是在不同时期，对物的规定和所赋予的意义并不相同。仔细分析，在其早期《物体系》中的物，至少还没有像《命定策略》中的物那样，成为一个“拟人化的”、具有“命定性的”、“策略性的”“活物”。因此，我们可以说，早期鲍德里亚的“物”，还是与传统哲学的主体的对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不过该“客体”已经具有了“符号价值”。但到了80年代，鲍德里亚则完全改变了其早期的对“物”的界定。《命定策略》一书中的命定之物基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主客体关系。这个“命定之物”不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与主体对立的“客体”，相反它变成了一个特殊之“物”，一个“命定性的”、“策略性的”、“报复性的”和诱惑性的“物”。因此，鲍德里亚在此前期的一本著作《诱惑》一书中所谓的“诱惑”，就绝不仅仅是男女两性之间的，特别是女性的诱惑，而更主要的恐怕是与“物”相关的诱惑，是与命定之物相关联的“诱惑”。因此，可以说，《诱惑》一书其实是《命定策略》一书的前曲。这一论点，我们可以在《命定策略》一书中得到印证。事实上，鲍德里亚在《命定策略》中坦承：“只有物是诱惑的”[1](P118)。在《诱惑》一书中，鲍德里亚已经不再局限于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并开始反对近代哲学的主客体学说，特别是反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女权主义学说。而在《命定策略》中，鲍德里亚对物的诱惑及其能力，也就是物开始报复主体、摧毁主体的能力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所以，《命定策略》中的物确实具有了物活论的特征。讨论物的命定策略，从诱惑原则过渡到命定策略就是顺理成章了。正因为该物具有物活论的特征，是仿真的、命定的，所以，该物对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它要毁灭人，消灭主体。在“命定之物”面前的“主体”，就不再是传统哲学那个能动的充满自信的主体，而有可能遭到“命定之物”报复和扼杀的命运。因此，现代哲学的主体的“悲惨”命运及其未来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而造成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是“谁”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来颠覆传统哲学的主客体关系，并把充满自信的人类“主体”置于被扼杀的绝境呢?这是当今社会每一个读者需要认真思考的严肃问题。而在笔者看来，除了当今威力巨大的高科技之外，我们不能想象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来替代这一“命定之物”。所以，鲍德里亚的这一命定之物，这一仿真的、超真实的“物”，是一个处于非常独特有利位置的、具有无穷威力的“命定之物”，它凌驾于主体之上，甚至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这就是当今高科技时代“主体”和“物”的哲学倒置，也是鲍德里亚在《命定之物》一书核心所在。
其四，从物的命定性到“恶的原则”。如果把握了鲍德里亚的“命定策略”的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所谓的“恶的原则”。对“恶的原则”的理解必须要注意：首先，“恶的原则”和近代哲学和伦理学中所谓的“善的原则”完全相反。如果说康德意义上的道德的“善”是某种普遍性的绝对命令，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鲍德里亚的“恶的原则”则意味着“恶”的某种普遍性的绝对的命令。其次，这两个完全对立的原则所适应或针对的对象完全不同，康德意义上的“善的原则”的绝对命令的担当者无疑是近代那个充满了自信的理性的主体；它不但求“真”，而且还行“善”为“美”，显然，它是人类理想和理性的化身。然而，鲍德里亚的“恶的原则”的担当者则不是作为主体的人，相反，它却是那个可怕的“命定之物”。这一点与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完全背道而驰了。在恶的原则下，物总是被崇拜的；它是虚假的，人为的。物是诱饵。所有的物，都具体表现为该物与神秘的，虚幻的幽灵的混合。
二、两种不同的策略与物的逻辑
为了更好地理解鲍德里亚命定策略，我们还要对鲍德里亚所谓的两种策略做一对比。一是所谓的平庸策略(banalstrategy)；另一则是命定策略。此两种策略在各个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所谓的平庸策略，主要针对的是近代传统哲学的主体而言的。在传统哲学中，主体的意志、愿望、权威、力量和诡计或计谋，其所作用的对象是自然界及其对象，包括对他者的征服。在平庸策略者的眼里，物，甚至作为人类自身的他者，都是被作为没有生命的对象或客体来对待的，都是理性主体欲征服的对象。对于主体的这一策略，整个近代科学和哲学，都对此进行了深刻详细的研究。因此，这一原则与康德哲学中的“善”的绝对命令是一致的。但这一原则却并为鲍德里亚所关注。鲍德里亚所感兴趣和关注的则是与平庸策略完全相反的另一种策略，即上述所谓的“命定策略”。命定策略所针对的对象与平庸策略完全相反，它把传统哲学的由人向物、由主体向客体的研究方向倒转了过来，转而来研究“物”是如何作用和报复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人)这一问题。也就是说，被传统哲学视为无生命的，被当作征服对象(object)的客体开始复活了，如此一来，传统哲学中无生命的平凡之物，反而成了令人恐惧的“致命之物”。显然，鲍德里亚使“物”复活，使“物”拟人化吗，其用意何在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鲍德里亚思想学说置于当代科技革命的浪潮的这一大背景下，才比较容易地给出解答。这里，我们结合国外学者的有关论述，来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坦率而言，国内外多数学者大都注意到了鲍德里亚思想中这种“物活论”的倾向，即物所具有的“狡黠的”“命定策略”，但迄今为止，对鲍德里亚这一“物活论”的倾向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有的学者干脆就认为鲍德里亚的思想怪异，陷入了某种神秘主义的境地，对之不予理睬。例如，美国学者凯尔纳是一位研究鲍德里亚的著名学者，但他对鲍德里亚后期的这一“物活论”的转向就感到令人不解。他认为，鲍德里亚1983年写的《命定策略》充满了对事物之终极性质的晦涩的看法，《命定策略》试图发展出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后现代形而上学的东西。但凯尔纳对此感到既不可理解，也根本不赞同。他说：“很难弄清为什么鲍德里亚《命定策略》中建议我们要顺从客体的计谋和轨迹。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生存策略呢，还是一种嘲讽而荒谬的介入，甚至是故弄玄虚。不过在他的访谈录以及以其后的著作中，鲍德里亚似乎对这一计划非常认真，并且在继续鼓吹和倡导着这些奇怪的策略。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其实是将现代科学认为物质是能动的、动态的这一观念推向了形而上学的极端，把物拟人化了，认为它们也具有自己的计谋和策略。当他声称要放弃主体立场时，他其实只不过是将主体的位置调换到了物那里。”[2](P170)
就此段话看，凯尔纳完全不理解鲍德里亚在《命定策略》中强调物，而贬抑主体，甚至用来取消或摧毁主体的看法。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就是因为理解的角度不同。如果站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特别是从现代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这一视角出发，问题可能就显得相对容易理解。借用鲍德里亚的术语，现代的物已经不是原来的通常的物，而是带有高科技含量的物，是仿真的、诱惑之物，由此看来，鲍德里亚颠覆主体和有关物的“奇谈怪论”，倒是反映了深刻的哲学道理。而如果仅仅从表面现象来理解，那就很容易把鲍德里亚反对主体、张扬物及其命定策略的看法，视为怪诞、荒谬。因此，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鲍德里亚的命定策略理论，除了具有极端、偏激的缺陷之外，其对现代技术社会中物与人的关系的揭示和刻画是相当深刻的。这也就是鲍德里亚不同于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学者之所在(注：这只是笔者的一种解读)。然而，遗憾的是，美国学者凯尔纳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还仅仅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从主体和客体的角色互换来理解鲍德里亚的《命定策略》，而缺乏对鲍德里亚所谓物的命定策略的具体分析，如此，他自然就难以理解鲍德里亚思想的精髓。
我们看到，与近代哲学所关注主体的逻辑及其能力不同，鲍德里亚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逻辑，即“物的逻辑”。这一逻辑就是建立在其所谓的“命定策略”的基础之上。这一思路从其《物体系》就露出其端倪，经过他的《消费社会》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以及《仿真和虚像》，等到了《命定策略》中，该“物”已经日渐翼羽丰满，开始把其主人，即近代哲学的“主体”逐出其领地，按照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该物最终要消灭创造它的主人——主体性。“主体的欲望再也不是处于世界的中心。反过来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物的命运。”[3](P69)该物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就在于它已经不是自然状态下的朴素的“自然之物”，包含了高技术的成分，它融入了人的智慧，成了比人还要高明的“物”，所以，该物才会具有“策略”，即所谓的命定策略。并因此反过来要消灭主体(人)本身。而这一点，正是理解的关键。
至此，鲍德里亚颠倒了近代哲学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把以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主体论彻底地倒转了过来。“物”一改以往受人役使、受人摆布的被动命运，开始变成主动，向人进行反击，对主体进行“报复”，也就是他所谓的“水晶复仇”。那么物品报复的形式又是什么呢?鲍德里亚在《命定策略》中列举了其报复的方式，物品通过漠然的“热情”，通过物的惰性(inertia)、调侃似的沉默和认同等等。通过这些方式，物品使得主体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其固有的理性的中心地位，从而达到其报复的目的。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只有人才会具有所谓的战略和策略，作为无生命的物本身怎么会具有主体的策略呢?而鲍德里亚正是从技术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角度，赋予了“物”所具有的“命定策略”。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可以信手拈来。特别是20世纪末期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更证明了鲍德里亚在80年代对物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先见之明。就如同麦克卢汉在60年代预言到了“地球村”的乐观主义一样，鲍德里亚在80年代初期，就对最先进的技术现象进行了悲观的描述和预测。我们认为，鲍德里亚的“命定的物”虽然晦涩难懂，歧异甚多，但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看，其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它提出了由于人而引起的技术革命和技术的加速度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本身的逻辑，最终将导致全面的失控，导致人为其所创造的“物”所控制。就像马克思所分析的人为其自己的所创造的物所支配一样，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技术社会里，技术已经或在未来，会对人本身形成了全面的控制。其哲学意义在于：由于人本身的能力的无限膨胀，人最终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对立“物”，即被创造者要消灭创造者。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景象呢?但是，鲍德里亚这样的观点虽然有点极端，但还是有其道理。当然，他对技术的未来，是一种完全悲观的态度，就像罗马俱乐部的分析报告中的悲观派论调一样，鲍德里亚完全滑向了悲观派那边。
三、从命定策略到后形而上学玄学
《命定策略》一书标志着鲍德里亚思想开始转向关于技术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也就是他是所谓的后形而上学玄学(pataphysics)。
后形而上学玄学(pataphysics)，原意是指讽刺科学技术，或挖苦科普著作的一种玄学。该范畴来源于法国的一个荒诞剧作家雅瑞(AlfredJarry)(1873—1907)的玄学思想。雅瑞的玄学是一门用试图想象来解答问题的科学。雅瑞是法国19世纪的一个荒诞剧作家，他的玄学中充满了荒诞、神秘和古怪的东西。其经常列举的都是一些非常荒诞、极端的例子。雅瑞的著名著作是《尤布·鲁瓦，福斯特医生的姿态和观点》(UbuRoe,TheGesturesandOpinionsofDoctorFaustroll)，他在其中描绘了一个荒诞玄妙的世界。比如，鲍德里亚在其游记《美国》中，通过一系列的讥讽式的问题，就把美国当时的发展状况与雅瑞所描写的一组自行车手与火车的比赛进行对比。根据雅瑞的描写，有一组自行车手在与火车横跨西伯利亚的比赛中，其中一个车手在途中因力气消耗过大而累死了。但是正因为是与火车进行比赛，所以，他的速度才能超越火车。鲍德里亚认为，就像雅瑞所说的这个自行车赛手一样，美国现在的巅峰状态也已经过去，在与其他国家竞赛中，它消耗了过多的能量，开始走下坡路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主要还不是对二人进行对比，而在于说明，雅瑞的玄学中所出现的一些极端的现象和例子为鲍德里亚的命定策略所吸收并认可。在鲍德里亚这里，雅瑞的这个累死的自行车手与美国的纽约是类似的。它们都是因为能量消耗过大而衰竭。当然，对于鲍德里亚在《美国》中的一些游历而发的感慨和想法，一直就有很多的争论，而且其中也确实充满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描写。
鲍德里亚在后期作品充满了非常玄妙的色彩。在其后期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雅瑞这一名字。如果鲍德里亚后期作品的语言风格和玄妙的思考而言，鲍德里亚的确与雅瑞的玄学有类似之处。鲍德里亚在《命定策略》中经常重复谈论的物的命定性和神秘性，如认为物是有诡计的、能动的、嘲讽的、戏谑的、报复的和荒诞不经的，等等，这些都与雅瑞极其相似。所以，说鲍德里亚思想具有某种玄学的特征，一点也不为过。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把鲍德里亚与雅瑞的荒诞玄学完全等同，也不能把其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等同。我们不妨把后期鲍德里亚有关“物”的学说，称之为后形而上学的玄学。我们知道，metaphysics来自古希腊，是形而上学之意，是physics之上的一门学问，是关于具体学科之上的更深一层的思考。也可以翻译为“元”学，等等。雅瑞的荒诞玄学，完全依赖凭空想象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一门“科学”。但它也是基于“科学”基础上的玄思。根据现有的资料，雅瑞本人是在法国雷尼地区的一个中学学习物理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而鲍德里亚后来也是在雷姆的一个中学去专修玄学。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和雅瑞有类似之处。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鲍德里亚的后形而上学玄学如何晦涩和难以理解，但其思考的对象还是当今科学技术现象，与他在早中期所提到的有关仿真和虚像等范畴有关联。只是在80年代之前，鲍德里亚所思考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味道并不浓厚，在《命定策略》之后，他开始把科学技术的仿真想象与形而上学的实在问题联系了起来，借以说明虚像对实在的侵蚀和掩盖。这一点在其后期的《完美的罪行》有非常明确的描述。我们认为，鲍德里亚的形而上学的玄学思考，尽管神秘，但其中充满了对技术的一些真知灼见。就雅瑞玄学而言，其玄学的主体如尤布·鲁瓦，福斯特等，仍然是充满了英雄气概，当然也是很荒谬的，如我们前面所举的骑马者与高速列车赛跑而累死的例子；雅瑞的主体人物还是试图主宰世界，并按照他们头脑中的构想、雄心和欲望来指点现实。然而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在现代技术社会，由于技术的能力无所不能，传统的主体已经完全被物品打败了。物品的统治已经完全开始了，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即从主体转移到了物品。鲍德里亚这一观点是对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思想的完全颠倒。
从上面我们对鲍德里亚和雅瑞的玄学思想的简单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玄学肯定离不开形而上学。玄学既不会自身消失，融入形而上学中，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后形而上学。相反，玄学是吸收了形而上学的东西，加强了自身，使自身变得更形而上学化了，更玄妙、更抽象了。这一点，就如鲍德里亚后来的著名的X公式那样，即比X更X。在《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前言中，鲍德里亚说到，只要一个接近完美的体系，然后朝这个完美的方向轻轻地一推，马上就会使其坍塌。[4](P12)传统形而上学和玄学的最大区别是有关对象的不同：从古希腊以来，传统形而上学虽然是对“物理学之上”的抽象的思考。但是综观哲学史，形而上学所思考的问题离不开人，离不开主体，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所以主体遵从形而上学的规律，他所思考的问题的人的认识，是对人的认识能力，以及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人及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善、恶等抽象思辨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考察。与此相反，鲍德里亚的玄学则与传统形而上学完全相反，它把研究和关注的对象转移到了“物”；“物”成立具有某种诡计的东西，主体倒退居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主体遵从我们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总是试图讲述善、恶等问题。然而物品对恶却是透明的。这就是为什么物品表面上看来像自然一样，对于我们所强加于它们的采取谦卑恭顺、自愿服从的姿态，然而实际上却并遵从所有的规则。”[1](P128)所以，对象的不同，使得区别形而上学和鲍德里亚的玄学就成为可能从古希腊以来2000多年哲学的历史发展看，鲍德里亚的玄学把思考的中心从主体转移到“物”，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他的这一转移，绝对不仅仅是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宣称“主体死亡”或“主体终结”那样简单，而是有其深刻的学理基础和思想背景的。鲍德里亚的玄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其“物”的理论，也就是其“命定之物”。近代传统哲学中也有关于邪恶的禀赋的论断。法国哲学大师笛卡儿也谈到了主体的一种邪恶的禀赋，即主体的一种狡黠和诡计，它企图诱惑自我(ego)去接受那些模糊不清的观念。但在笛卡儿那里，主体的这种狡黠是可以通过笛卡儿的“我思”的第一原则，即“我思”的绝对的无可置疑的地位来克服的。鲍德里亚却一反近代以来笛卡儿的主体性哲学思想，把笛卡儿所说的邪恶禀赋等特质赋予了被动的“物”本身，而且“物”的这一邪恶禀赋比笛卡儿所面对的认识论上的主体的欺骗更邪恶、更狡诈、更可怕，因为物品的这一邪恶特质，它不仅仅是狡诈，它还要对主体进行报复，摧毁主体，成为主体性的却数。从这一点看，鲍德里亚的物品的邪恶观点，比他同时代的福柯等思想家更为激进。因为福柯在通过考古学论述而得出主体死亡的时候，他还没有把近代哲学的主体邪恶的本性，赋予其对立面的“物品”，而鲍德里亚却完全做到了，并给予了充分的论述。所以，鲍德里亚后来专门写了个小册子《忘记福柯》，其中一个明显的意思就是认为，人们曾认为福柯思想比较激进，而在他看来，这还远远不够，等等……。因此，鲍德里亚的神秘玄学思想完全颠覆了近代哲学，包括现代哲学所思考的问题，给人一种非常激进和难以理解的感觉。
结语
西方近代哲学以来，哲学思考的中心一直是围绕着主体性而展开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哲学命题，确立了“我思”(cogito)的核心地位，并导致了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笛卡儿以后，近代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始终没有离开对主客体的关注。休谟的怀疑论是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否定，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则是关于人的主体能力的另一种反映；至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是把主体的认知能力，把主体性提到了空前的位置；人作为这个宇宙的中心，作为一个理性的载体，具有先天的理性能力，并波及到善、美的崇高和完美的境界；当主体性到达黑格尔这里之后，人的精神经过辩证的运动，已经达到了某种完美的“大全”，即“绝对理念”，主体终于有能力达到主体的对立面，即客体的境界，并实现了主客体的同一。这也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最终归宿。
近代哲学的这一理性认知方向，在20世纪的现代哲学家那里遭遇到了顽强的阻力。由胡塞尔开辟的现象学运动，以及其后发端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包括存在主义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终于打破了近代传统哲学的主客体的思维模式，并开启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向。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述。至于鲍德里亚，无论对其思想做如何归类和把握，诸如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神秘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竭力颠覆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向往某种神秘的、悲观的、决定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从技术哲学角度而言，他是一个典型的悲观的技术决定论者。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并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说鲍德里亚思想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这位法国思想大师试图另辟他径，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视角来对传统近代哲学进行“反动”。因此，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辩证关系出发来解构鲍德里亚晦涩的哲学思想，剔除其思想中悲观主义的命定论色彩，吸取其积极的合理的思想内容，进而引申出科技发展与哲学问题(主体性)的密切相关性，这就成为本文的主要目的和尝试。“技术，主体和后形而上学的玄学”就成为破解鲍德里亚后期哲学思想的主要突破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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